父親的執拗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記憶里最鮮明的，是他修那把舊藤椅的光景。那椅子老得渾身都在呻吟，母親幾次說要扔，他總是不語。那天下午，他把它搬到院中槐樹下，工具箱在腳邊攤開，像展開一個鄭重的事業。他俯身下去，脊背彎成一張弓，太陽把他的白發曬得晃眼。他用小刀細細地刮著斷裂的茬口，涂上木工膠，然后用麻繩一圈一圈地纏緊。那繩子在他粗笨的手指間，竟變得異常馴順。他不許任何人幫忙，就那么固執地、沉默地與那堆衰老的藤條較著勁，從日頭正烈，一直坐到暮色昏黃。
那時我覺得，父親是在跟一把椅子過不去。許多年后，當我在異鄉的深夜，忽然想起那把椅子上被歲月磨得油亮的扶手，想起父親曾怎樣坐在上面讀書、假寐，才恍然明白——他哪里是在修椅子，他分明是在固執地挽留著什么。挽留一段與他一般不再年輕的時光，挽留一種熟悉的、妥帖的生活姿勢。他的執拗，是一種沉默的、笨拙的守城。
父親的執拗，更多時候體現在他的“規矩”上。
比方說喝茶。他那只紫砂壺，是決不許旁人碰的。并非名貴，卻被他養出了溫潤的光。每日午后，他必要獨自坐在窗前，用滾水細細地燙過，放入一撮青茗，高沖低斟。第一泡總是要倒掉的，說是“洗塵”。他慢慢地呷，眼睛望著窗外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那套繁瑣的儀式，在我眼里曾是近乎迂腐的固執。可當我后來在酒桌上見識了那些一飲而盡的豪情，在會議室里領教了那些滴水不漏的機心，才忽然懷念起父親那杯茶的清白與安靜。他那不容置喙的規矩，仿佛是在喧囂人世里，為自己劃出的一塊不容侵犯的清凈地。
我與他的沖突，自然也源于此。
青春期時，我迷戀一切新奇、迅疾的事物。我覺得他老了，他的規矩是束縛，他的守舊是落伍。我們之間爆發過無數次爭吵，為我的奇裝異服，為我晚歸的時辰，為我看的那些“不三不四”的書。他從不與我長篇大論地辯論，總是用最簡短、最堅硬的話駁回我的請求，然后轉過身去，留給我一個無法撼動的、山一樣的背影。那時我覺得，我們之間橫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。
鴻溝的消弭，是在一個毫無征兆的黃昏。
我離家求學工作數年，一次回家，看見他坐在房間里，就著臺燈的光，正費力地鼓搗著什么。走近一看，竟是我中學時那臺早已報廢的老式復讀機。我早已忘了它，用了更小巧先進的播放器。他卻還記得，我當年是如何守著它，聽那些他聽不懂的流行歌曲和錄音。
那一刻，我看著他那布滿老年斑的、微微顫抖的手，看著他那執拗地、近乎徒勞地想要為我修復一段青春的背影，喉嚨忽然被什么東西死死堵住。所有過往的怨懟，瞬間冰釋。原來，他的執拗里，包裹著最柔軟的內核。他不懂如何用言語表達關切，便只能用這種最笨拙、最固執的方式，去觸碰他無法理解的兒子的世界。
如今，我也到了被人稱作“固執”的年紀。我開始理解，父親的執拗，并非頑石，而是一種風骨。那是一種對生活虔敬的、不肯隨波逐流的姿態。他固執地守著舊物，是守著記憶的溫度；他固執地遵循舊禮，是守著做人的分寸；他固執地走遠路，是守著內心的安寧。
這世上的聰明人太多了，懂得變通，善于周旋。而我的父親，他只是一個執拗的人。他用他一生的執拗，為我示范了另一種活法：不必太快，不必太滑，只需像一棵老樹，把根須深深地、固執地扎進自己認定的泥土里。
窗外，秋風又起。我仿佛又看見他，坐在槐樹的陰影里，固執地修理著那把永遠不會真正散架的舊藤椅。而這一次，我只想靜靜地坐在他身旁，陪他一起，對抗那終將帶走一切的時間。（生產管控中心 郭超鋒）
